墨尔本网红自主分娩不幸大出血身亡，揭开女性为何拒绝专业医生助产的真相

Solovyova/Getty Images

本周，一场死因调查庭正在审查墨尔本健康网红 Stacey Warnecke 的死亡事件——今年九月，她在家中自由分娩后不幸离世。

儿子 Axel 出生约25分钟后，Warnecke 突发产后大出血，因未能及时获得救治，最终心脏骤停。

调查庭试图查明她为何选择自由分娩，以防类似悲剧重演。庭审中披露，Warnecke 认为自由分娩是完全按照自己意愿生育的唯一方式。

那么，对于其他做出同样选择的女性，研究又有什么发现？我和同事在过去十年间持续研究这一课题，以下是我们的结论。

什么是自由分娩和分娩守护者？

自由分娩，是指女性在没有注册医疗专业人员（如助产士或医生）到场的情况下完成分娩，通常在家中进行。这与有注册助产士提供照护的居家分娩截然不同。

自由分娩也被称为“无助产分娩”或“野性分娩”。

有时，现场只有伴侣或亲友陪伴；但更常见的情形是，女性会聘请未经监管的生育工作者——如“分娩守护者”或导乐——提供支持。

这些人员既未接受正规培训，也不具备识别和处理分娩并发症所需的医疗设备或专业技能。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他们往往提供具有临床性质的服务，例如评估胎儿发育状况或在产程中监听胎心。

自由分娩存在哪些风险？

自由分娩的风险在于，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受过专业训练的助产士本可及早发现并处理，或协助及时转运至医院。

在澳洲，由注册助产士主导、与医疗系统紧密衔接的居家分娩拥有良好的安全记录。目前，全澳已有逾20项由公立医院支持的公共资助居家分娩服务。不过，大多数居家分娩仍依赖私人执业助产士，费用须由家庭自行承担。

即便妊娠和分娩被评估为低风险，突发状况同样可能出现：产后出血、新生儿需要复苏、或产妇需要额外医疗介入。这些紧急情况都需要专业技能、医疗设备以及快速转运至医院的能力。

日趋普遍，数据却付阙如

目前，我们尚无自由分娩与有注册助产士参与的居家分娩之间风险对比的统计数据，相关信息从未被系统收集。

然而，近年来死因调查的结果及媒体关于自由分娩伤亡事件的报道数量令人忧虑。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社交媒体网红借助平台聚集起志同道合的群体，大量传播自由分娩内容。这股风潮来势渐猛，而公众对医疗机构和专家的信任却持续下滑。

女性为何做出这一选择？

选择自由分娩的女性，约77%此前已有生育经历，且多为白人、受教育程度较高。这一现象在居家分娩率较高、推崇自然生活方式的社区中尤为普遍。

此前负面的分娩经历，往往是促使女性转向自由分娩的核心动因——可能源于创伤性事件、医疗人员的不当对待、受到胁迫，或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处置。这些经历可能包括不想要的医疗干预（如剖腹产），或在主流孕产服务中缺乏可行选择（如无法获得居家分娩或剖腹产后阴道试产的机会）。

部分选择自由分娩的女性，其实曾试图寻求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她们可能咨询过到宅服务的助产士，却因费用高昂或被认定风险过高而无缘居家分娩。也有女性的首次分娩极为顺利或进展极快，令自由分娩看似一个合理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自由分娩的女性并非不了解风险，她们往往经过审慎权衡——只是在她们眼中，不想要的医疗干预和分娩创伤本身，同样是一种无法接受的风险。

最近的新州分娩创伤调查收到了数千份女性陈述。我们分析了其中1213份公开陈述，发现逾75%所报告的分娩创伤，根源在于遭受不尊重、虐待，或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医疗处置。

如何减少自由分娩？

我们的孕产系统必须给予女性真实的选择权，并让其所提供的照护回归人性。

医疗服务的环境与氛围有时会在无意间勾起女性过往的创伤记忆，进而促使她们在未来主动回避相关照护。因此，医疗照护提供者需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根源。这有赖于系统性的培训，涵盖知情同意与创伤知情照护等核心议题。

今年三月，维州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厘清了胁迫性孕产照护的法律责任。原告 Larissa Gawthrop 的分娩计划明确写明：“除非存在紧急医疗理由，否则我拒绝所有阴道检查。”然而当她到 Bendigo Health 临产时，院方告知她，若不同意接受阴道检查便不予收治。数小时后，她被迫妥协。最终，Bendigo Health 被判令赔偿275,000澳元，理由是该同意并非出于自由、知情且自愿的意志。

这一判决，加上2024年新州分娩创伤调查，共同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女性的自主权与知情选择权必须得到切实尊重。

推动体制变革、纠正失范行为，将切实减少选择自由分娩的女性数量。与此同时，澳洲居高不下的分娩干预率正制造更多创伤和恐惧，也亟需正视。此外，分娩中心的短缺以及平价居家分娩服务的可及性问题，同样有待解决——唯有如此，才能为女性提供真正安全且可接受的选择。